[收贿罪量刑标准2018]受贿罪最新量刑标准数额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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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设定，还是以犯罪数额为首要的模式，只是改“具体的数额模式”为“概括的数额模式”，以维护刑法立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并授权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动态地、科学合理地设置某一时期的具体数额标准。《解释》则将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刑法典第383条、386条贪污罪、受贿罪由轻到重三种罪状(即数额)及其对应的法定刑档次确定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为“数额较大”，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1条第1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为“数额巨大”，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2条第1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3条第1款)。《解释》关于数额模式的规定即其所确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涉及到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数额标准应采用什么模式规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考虑，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标准采用何种模式规定，大体上有三种模式选择：一是数额幅度模式。即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规定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幅度，同时授权省级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考虑当地犯罪状况，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两高”备案。如“两高”对盗窃罪、诈骗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具体数额确定即采用了此种模式。二是不同类型的地区数额分立模式。即由“两高”将全国各省区按其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三类或四类地区，并对几类地区分别确定不同的数额。以上两种模式可以说都是因地而异的数额标准，相比之下，第一种模式的差异是因省区而异，各省区自行确定数额;而第二种模式是不同类型地区间有所差异且其数额标准是由“两高”具体确定的。这两种模式的优点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所体现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影响;其主要弊端是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并给犯罪行为跨省区案件的指定管辖和定罪量刑带来困难。三是统一数额模式。即由“两高”以司法解释在全国范围内规定统一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这是《解释》所采取的模式。此种模式的优点，一是维护了司法的统一性;二是对跨省区案件的定罪量刑采取统一标准维护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增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其弊端是未能体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之差异。相比之下，可以说第三种模式的利大于弊，因为司法的统一与公正尤其是现代刑事司法的生命线。因此，对《解释》所采取的统一数额模式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并且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检验和完善。

在国内很多人打不起官司，那么打一场官司要花多少钱？本文今天以诉讼标的为10万元的财产类案件为例，看看打一场官司究竟要花多少钱。

诉讼的成本由以下费用构成：

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用（若有）+律师费（若需要聘请）

一、案件受理费

就是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当事人提出的诉讼后，依法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案件受理费根据财产类案件和非财产类案件区分按不同的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

1、非财产类案件是指：如离婚、侵犯公民肖像权、名誉权等因人身关系或非财产关系提起的诉讼时，人民法院依法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

2、财产类案件是指：债务、经济合同纠纷等因财产权益争议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依法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

以10万元的财产类案件为例：根据现行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标准，收取的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2300元。

二、其他诉讼费用

人民法院除了向当事人收取案件受理费外，还应收取在审理案件及处理其他事项时实际支出的费用。（若有）

主要包括：

1、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文字除外)。

2、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

3、采用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实际支出的费用。

4、执行判决、裁定或者调解协议所实际支出的费用。

5、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

三、律师费

律师费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律师费的收费标准亦不一致，以上海为例：

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10万元的财产类案件收费为人民币8000--12000元，具体费用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由当事人与律师之间协商确定。

综上，10万元的诉讼标的，当事人需要支付的成本为：

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其他诉讼费用=2300+（8000---12000）

即10万元的诉讼案件所花的费用为10300元—14300元之间+其他诉讼费用。

其二，怎样确定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应怎样掌握?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的起刑点是2000元，1997年刑法典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5000元，《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取消此一起刑点具体数额的规定，而改为“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并将“数额较大”的确定标准交由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来明确。那么，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怎样掌握?原来的5000元起刑点是应维持不变还是要有所提高?若需要提高，其提高幅度应有多大?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主张5000元的起刑点不宜提高，甚至还应有所降低。认为这是严惩腐败犯罪的要求，是契合中央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反腐政策的，也是符合严厉反腐败的社会舆情和民众呼声的。第二种观点主张此一起刑点应适当提高，但不宜提得太高，比如可以将“数额较大”的起刑点提高至1万元。第三种观点主张对此起刑点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予以明显的提高，比如可以提高到3万元。“两高”的《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三种观点，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3万元。我认为《解释》此一规定是正确的抉择，因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绝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之规制一贯坚持质与量相统一的思想，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来作为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在当前反腐败的大潮中，中央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党纪政纪挺在刑事追究的前面，即对贪污受贿行为在定罪量刑之前，要有党纪政纪处分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再者，贪腐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相应地变化。自1997年刑法典规定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起刑点迄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增长了约6.25倍，而适用了近20年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起刑点却仍未变化，已严重不符合当初设定这一起刑点时所掌握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适当提高这一起刑点数额乃势在必行，而且提高太小也不解决问题。据介绍，《解释》将此起刑点数额由原来的5000元提高至3万元，这也是符合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予以刑事追诉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的。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来是我国刑事法治所注意贯彻的重要理念。

其三，怎样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解释》结合对既往司法实践的考察和相关立法精神，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20万元，将其“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300万元。其主要考虑是要适当拉开不同量刑档次的级差，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区别对待。我认为《解释》这一改动是正确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第383、386条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第二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巨大”)的数额规定是5万元，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规定是10万元，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其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在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过低的基础上，刑法中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设置也均过低，严重脱离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数额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真实情况，导致罚过其罪，与配置的重刑显然不协调。二是数额与刑罚相对应的量刑区间狭窄，轻重罪刑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幅度和梯次之分。这不但表现在从第一档次起刑点的5000元(对应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第二档次的5万元(对应5年以上有期徒刑)、再到第三档次的10万元(对应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之间总共仅有9.5万元的数额差距，而法定刑就从1年有期徒刑上升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导致数额差距空间较小而刑罚轻重差距过大;而且犯罪数额在5000元到10万元之间的，实践中的量刑也大体上是按照1万元判刑1年掌握，看似公平，实则显属轻罪重罚。其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档次(即10万元以上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刑关系上，在此档次，只要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的情况，则贪污受贿数额满10万元与不满10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轻重差别巨大，而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与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却差别不大(其量刑区间仅为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导致这一档次在实践中长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不合理现象。以上这些弊端严重违背了我国刑事法治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严重有损现代刑事法治的公平正义理念。因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各方面要求合理调整和适当提高贪污受贿犯罪加重刑罚的第二档次、第三档次之数额标准的呼声很高，这也正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其更改为概括性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立法本意所在。此次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解释》中将属于第二量刑档次的“数额巨大”提高至满20万元，将属于第三量刑档次的“数额特别巨大”提高至满300万元，较过去的相应数额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当下经济社会状况及贪污受贿数额的社会危害程度认真调研把握之基础上的，是符合目前我国社会罪刑关系实际的。如此设置，给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以及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适用都留下了尽可能大的犯罪数额对应空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贪污受贿犯罪之量刑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现象，从而较好地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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