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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一路发展过来经过了各种磨难和艰辛。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党史经典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接触，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与邓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仅有一次，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下午3点，仍在这里继续开会。

　　当时，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他从江西返京后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知是何原因，会议结束时的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未能到场。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的同志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说，人都到齐了。会议刚刚开始，一向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周眼光一扫，发现主席台上有人缺席，再仔细看，缺席者正是小平同志。只见周眉头紧锁，看上去很着急。他向会务组的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有关同志急忙作了解释。周听后很不满意，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你们工作不细致，要认真检查，接受教训，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问题。”

　　散会后，会务组根据周的指示从上到下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实在不应该，大家都感到很内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谁在公开场合“亮相”了，谁还未“出来”，都很关注。那个时候，在公开的、重要的场合露面，几乎成了判断某个党政领导干部是被“解放”还是被“打倒”的标志。尤其是小平同志，他从江西回来，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在大家为小平同志复出而高兴时，如果突然他又在应该出席的场合消失了，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误解与不安。正如当时有关负责同志说的，小平同志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人物，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不上主席台，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未能出席大会，未上主席台，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周正是基于此，严厉批评，严格要求我们会务人员，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失误。当天晚上，周出于对小平同志的尊重，亲自打电话要求会务组有关领导写出书面检讨，向小平同志表示道歉。检讨书写好后，会务组领导决定由我负责送交小平同志。

　　第二天，大会分组讨论。国务院系统的代表分为两个小组，会场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武成殿。我提前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的武成殿，远远看见小平同志走进大门，坐在东排的沙发上，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文件。趁讨论尚未开始，我急忙走到小平同志座位前，俯下身小声说：“小平同志，我给您送检讨书。”小平同志吸了一口烟，微微抬起头，疑惑地问我：“送什么检讨书?”我说：“昨天下午开大会，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忘了通知您，批评了，并要我们向您作出检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小平同志发话，谁知小平同志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小事一桩，检讨什么?”检讨书他既没有接，更没有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迅速将目光又移到手中的文件上。面对此情此景，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会议快要开始了，我就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的茶桌上立即离开了。散会后我发现，小平同志已经走了，可是那份检讨书还放在那里动也没动。我只好把它拿回来，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会务组的其他同志听了我送检讨书的经过后，都为小平同志那种宽厚待人、关爱下属的博大情怀所感动，赞叹不绝。

　　我作为工作人员，曾参加过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不少会议。据我所知，开大会时，有些注意事项须让会议代表提前知道，对重要领导同志和一些年龄大的老同志，除会议上口头通知外，会后会务组还要用电话分头通知，让他们办公室或身边的同志知道，一是确保下次会议能按时出席，二是万一领导因特殊情况如突然生病或其他原因难以出席时，能够提前得到信息，以便会前调整座位，避免主席台上出现缺席。那次会议，确是由于我们会务人员一时疏忽造成了小平同志缺席。因此，对于周的批评，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及时，这是周对我们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此事已过去30多年，对那次失误的教训，我的感受极为深刻，以至多少年后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停战令”，重新在东北燃起战火，集中力量向中共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战局严重，南满地区党内暴露出严重的意见分歧。外有严重敌情，内有意见纷争，陈云同志自告奋勇，要求到南满工作。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说：“陈云去南满任书记兼政委，很好，望速去。”

　　临危受命的陈云，于1947年2月在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严肃提出，必须加强党内团结。他说：任何时候，对待党内的争论，都要有一个原则态度，这就是“老实的态度，是则是，非则非”;“负责的态度，争论事小，原则事大，历史上的事小，现在的工作事大”。4月，在南满分局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要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以严肃的原则性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并提出党内生活的三条原则。

　　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提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的原则。他认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对于党组织生活，陈云提出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强调：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对于党员权利和义务，陈云提出允许党内发表不同意见、但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原则。他指出：每个党员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

　　这三条原则，使得南满地区党内分歧逐步解决，为南满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法宝。当前，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中，陈云提出的党内生活“三原则”，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一派大将风度。

　　“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

　　到了晚年，邓小平把打桥牌当成自己向智力、体力挑战的一种手段。1986年8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他在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条是能不能下海，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股票就下跌。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三言两语，邓小平用诙谐的语言化解了社会上对他健康状况的谣言，也道出了他打桥牌的原因。

　　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即便休息，他的头脑仍在不停地思考问题。细心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发现，邓小平在最平常的散步中也仍在为工作开动脑筋。夫人卓琳非常担心他的健康，在反复琢磨后，卓琳想到了一个办法。她专门同常和邓小平打牌的同志谈了一次话，告诉他们：“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他看电影、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得知此事后，他们一方面感叹邓小平鞠躬尽瘁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示尽量找时间陪他打牌，让他得到休息。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牌局中，邓小平才有机会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摆脱出来，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邓小平坚持桥牌运动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受帕金森症的影响，他的手因颤抖拿不稳扑克牌，抽牌也显得很吃力。这个时候，邓小平的女儿就主动帮忙拿牌、捋牌。当然，在牌局上打什么牌还是由邓小平做主，比如“要”一个草花，女儿“要”好了就向邓小平重复一声，再继续进行。真可谓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

　　桥牌，是一项能够反映参与者品格、性格的竞技比赛。在巧妙多变的牌局中，邓小平的个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不服输。当牌面情况不明朗或有问题时，邓小平会细心地推敲，寻找牌理。遇到有争议的牌局时，他总要弄出个究竟。有一次，邓小平同女儿邓楠打牌，邓楠在牌局结束收牌时对父亲说：“刚才您那张牌不该那么出。”邓小平当时想了想，没有说话。第二天打牌，大家刚刚入座，邓小平就复盘了第一天的牌型问：“你们说，谁对，谁错?”大家随即进入了牌局的深入推敲环节。发现难题之后积极思考得出结论，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邓楠回忆说：“关于出哪张牌的问题，我们经常发生争论，很有意思。”

　　拒绝“踢假球”。围棋国手聂卫平经常被邀请同邓小平打桥牌，也亲历了许多与邓小平打桥牌的趣事。他曾说：“邓小平的桥牌水平是很高的，比我的牌技要好得多。做他的对手想赢他，实在是很困难。”有一次，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在他们猛烈的攻势下，对手万里和祝寿和输得特别惨。见状，聂卫平觉得不忍心，就故意“放水”让对手得一些分数，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踢假球”。聂卫平瞥见万里手中黑桃很多，而自己只有四张黑桃，就故意叫黑桃。万里果然加倍，这样就宕了6个，6个宕使对手得分翻番很多。邓小平当时指着聂卫平笑称：“他创了世界纪录了。”后来，邓小平碰巧见到聂卫平的爱人，他风趣地说：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讲究规矩，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高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1981年，“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曾到北京与邓小平、万里等打桥牌。在那次切磋中，他们从晚上八点一直打到深夜一点，连续对阵四五个小时。邓小平全情投入，不但毫无倦意，直至局终仍然神采奕奕。在牌局中，杨小燕发现邓小平对“精确叫牌制”非常熟悉，可见邓小平对世界桥牌的主流“技、战、术”很有研究。邓小平的牌风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说：“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的牌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邓小平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牌友们很有体会。邓小平不但打牌不谈政治，打完桥牌和友人一起吃便饭时也不谈政治。也正因为不谈政治的原则，大家都感觉同邓小平打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没有多余的压力。一张四方的牌桌，一群热爱桥牌运动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专注牌局的变化，在酣斗中传出阵阵欢乐的笑声，其乐融融。

　　“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桥牌是国际比赛项目，世界上不少政要都喜欢打桥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参战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打桥牌的爱好;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登陆北非消息期间，也不忘挤出时间打上几局桥牌。邓小平也是桥牌爱好者，因其对中国桥牌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好评和赞扬。

　　在“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这导致了桥牌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度很低，更不用说有多少“国手”了。“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针对桥牌事业发展停滞的问题，1978年7月，在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在我国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的建议。几位桥牌专家很快得到了消息，邓小平对此信作出了批示：“请体委考虑”。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关注下，中国的桥牌运动重新开展起来。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从1984年开始，为了推广桥牌运动，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了“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邓小平亲自率队参加比赛，比赛共办了10届，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结束，邓小平的队伍基本上每届都是冠军，仅有一次拿了第二名。1991年10月，中国女子桥牌队在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女队回国后，邓小平为鼓励她们，亲切地接见并邀请女队员打了一场友谊赛。在这场比赛中，邓小平“叫”“打”俱佳，战胜了中国女队。在惊叹邓小平牌技的同时，女运动员们表示一定要刻苦钻研牌技，力争为祖国取得更好成绩。

　　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可以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中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开始成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力量。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邓小平。1988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1993年6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和北美桥牌联合会秘书长杨小燕，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开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在悼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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